【CPP114】訊：1997年，《恥辱者手記》的出版，讓作家摩羅獲得贊譽無數(shù)，并譽為“民間的思想者”，被北京大學著名教授錢理群稱之為“精神界戰(zhàn)士譜系的自覺繼承人”，更有人稱之為“自由主義”的精神領(lǐng)袖之一。

　　在沉寂了13年后，摩羅的新作《中國站起來》上個月問世，但卻將他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，粉絲討伐，朋友發(fā)絕交信，一個精神戰(zhàn)士陡然間成了恥辱的標記。因為他扳倒了旗手魯迅，顛覆了胡適蔡元培這些自由主義偶像。

　　是摩羅變了嗎？近日，摩羅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，他什么“主義”都不是，他沒有全面否定五四，他追究的是五四精英分子竟然公然認可我們民族有獨特的“國民劣根性”。

　　爭議

　　是否全面否定“五四”？

　　《中國站起來》一書總共分為三個篇章，分別為崩潰，吶喊和崛起。其中“崩潰”說的是近代中國的五四精英，在中國對外屢戰(zhàn)屢敗的情況下精神崩潰，接受了西方殖民者的關(guān)于中國國民性的話語。摩羅認為，“五四新文化運動堅決批判并拋棄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，一度使得傳統(tǒng)文化面臨滅亡之虞”，并用“洋奴”一詞指責“號召全面學習西方文化”的五四時賢。

　　對“五四”的否定，正是摩羅面臨的最大爭議。在很多人看來，尤其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當中，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啟蒙救國運動。而摩羅卻全面攻擊五四精英，對“西方社會”這個假想敵進行圍剿，為民族主義鼓吹吶喊，字里行間滲透著摩羅努力營造國家民族主義意識形態(tài)的苦心。

　　甚至有人認為，摩羅這種廉價“愛國主義”言論頗有為維護某種固有的秩序、既定的格局，為利益集團作代言人之嫌，并懷疑“是社會某種勢力借摩羅之手下的一劑精神毒藥”。因為如果沒有五四，如果沒有這些五四精英引介過來的價值觀念，當下會怎么樣？

　　“就憑我的學養(yǎng)，我還無法全面反思五四，更別提全面否定了。”摩羅告訴記者，認為他全面否定五四的人肯定沒認真研究《中國站起來》。他對五四的反思，僅僅局限在五四精英公然認可中華民族的“國民劣根性”上，“他們?yōu)橹袊�人戴上�?lsquo;自輕、自賤、自虐’的精神枷鎖，為中國社會更大的危機埋下了隱患。”

　　摩羅告訴記者，在不道德面前，中國人不會比西方人更甚。也就是說，中國人沒有所謂的“國民劣根性”問題。因為這個錯誤的觀點，中國在制定文化、經(jīng)濟乃至政治策略上都出現(xiàn)過重大失誤。對于他是某種利益代言人的觀點，摩羅顯得很不屑。他表示，以前在國家關(guān)系中，他維護底層人民的利益；在國際關(guān)系中，他維護的是國家和民族的利益。

　　絕交

　　對朋友“絕交”無所謂？

　　1月12日，學者徐晉如發(fā)表博文，稱《中國站起來》是一部結(jié)合了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左傾作品，讓他很失望，“道不同不相為謀，我與摩羅先生的友誼，也到此為止。”

　　此前，摩羅的另一名朋友、學者余杰也宣布和摩羅絕交。而早在這本書出版之前，摩羅多年的好友、法律學者蕭瀚就已經(jīng)提出了批評意見。蕭瀚表示，摩羅的文章讓他“非常震驚”，“這是我見過的摩羅作品里，最神經(jīng)錯亂的文字。”

　　作為本書的作序者，著名學者錢文忠是因為“對該書內(nèi)容持有很多不同看法”而為書作序。但記者讓錢文忠具體評論該書時，錢文忠卻“沉默”了，表示想說的都在序言里。錢理群是摩羅的良師益友，雖然他也是該書的推薦者，但記者了解到，1月9日，在該書的發(fā)布會上，錢理群卻缺席了，因為錢理群對于該書，無論是內(nèi)容還是研究方式，他都非常不同意。

　　摩羅則對記者坦言，他之前已經(jīng)預料到新書肯定會有爭議，“但沒想到這么激烈”。摩羅表示，一開始，他還有點想不通。壓力之下，在易中天表示對他的書有異議，并直言當前中國社會的“道德沙塵暴”與國民劣根性有關(guān)后，摩羅隨即撰寫博文《易中天有“道德飆車”之嫌》，予以回擊。“不過，我現(xiàn)在看開了。”在摩羅看來，那些僅憑《中國站起來》書名就判定其內(nèi)容、判定其作者的人，與其說是要跟他絕交，不如說是為了過一把“主義癮”，“這種絕交，我無所謂。因為，他們沒有相應的知識視野來理解我。”

　　改變

　　“某某主義”是別人強加的？

　　對于摩羅的變化，很多人顯得痛心疾首，尤其是摩羅原來的粉絲，認為摩羅已經(jīng)背叛了原來的思想，從自由主義者變成了民族主義者，從一個為底層人民吶喊的斗士變成了一個虛偽的文人。摩羅原來的東西更多地被人們理解為苦痛、絕望、反抗，而在這本新書里轉(zhuǎn)換成了站起來、自信、對國際規(guī)則說不、他們也是不干凈的等等，以前是個人精神冥思，現(xiàn)在變成對國家主義的宣揚。

　　摩羅真的變了嗎？

　　近日，記者聯(lián)系上摩羅時，他正在北京的家里靜靜地看書、做筆記。而除了配合新書做宣傳之外，這幾乎就是他的主要生活。摩羅告訴記者，他從來就不覺得自己是什么“主義者”，他也從來沒有和任何一個主義的圈子有緊密聯(lián)系，“以前還有人說我是逆向種族主義者呢！但不管是哪個‘主義者’，都是別人強加給我的標簽。”

　　摩羅從來不覺得自己改變或者轉(zhuǎn)型了。如果說，《恥辱者手記》是他站在底層百姓的角度，和權(quán)力、組織抗爭；現(xiàn)在他是站在國家的角度，對抗西方和國際的偏見和“侵略”。“如果真要說改變的話，或許我的思想有點變動吧！”摩羅表示，寫完《恥辱者手記》后，在長達10多年的時間內(nèi)，他一直在讀人類學、殖民史之類的書，并多次下到鄉(xiāng)村去做田野調(diào)查。這過程讓他意識到，現(xiàn)在很多知識分子美化西方，貶低自己到了“非常過分的地步”，而中國國民是無辜的，中國人必須找回民族尊嚴和文化尊嚴的正當性。于是，才有了《中國站起來》。

　　論戰(zhàn)

　　摩羅轉(zhuǎn)身實在太猛了？

　　《中國站起來》不僅在網(wǎng)絡(luò)上引起了廣泛的爭議，在文壇甚至引起了一場論戰(zhàn)。

　　易中天批評該書的博文發(fā)表后，不僅摩羅回擊，《中國不高興》作者劉仰同樣撰文回擊，力挺摩羅，認為摩羅的觀點并不是說中國人沒有缺點，只是所有的缺點，對于不同國家的人都是一樣的。隨著中國社會的改變，隨著“劣根性文化”的大肆張揚，某些依然保持奴性的中國人，在中國已經(jīng)找不到表現(xiàn)其奴性的對象，便把外國、把西方當成了主子，滿足了做奴才的本性。“摩羅只是說了實話而已。”北大教授孔慶東則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支持摩羅，并把《中國站起來》稱為今年來最值得閱讀的兩本書之一。

　　但摩羅的轉(zhuǎn)變以及該書的觀點招來圈內(nèi)更多的是批評聲。蕭瀚曾寫了一篇超過萬字的博文，列舉了23點意見對摩羅提出批評。蕭瀚認為，摩羅對于國的概念根本就沒有厘清，空喊愛國主義沒有任何意義。而動不動就把倡導自由民主的人們視為“洋奴”，把今日中國的賬都算在“精英們”的頭上，是一種“欺軟怕硬”。

　　專欄作家潘采夫則直言“摩羅轉(zhuǎn)身實在太猛了”。潘采夫表示，在知識分子里面，思想發(fā)生轉(zhuǎn)向的并不罕見，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(zhàn)斗也屬正常。但如摩羅這樣，“今我”對“昨我”展開血淋淋的屠殺，驚心動魄的程度令人震驚。摩羅曾經(jīng)是“魯迅之子”，他對國民性的批判，不妥協(xié)的戰(zhàn)斗姿態(tài)，深得魯迅的神韻。但這才過了多少年，摩羅玩起了乾坤大挪移，讓所有觀者的眼鏡碎了一地。吮著魯迅的乳汁成長的摩羅，反手一刀，手刃了自己的精神父親，用“弒父”宣告了自己的“新生”。

　　網(wǎng)友微風輕拂則激烈地表示，摩羅寫作《中國站起來》，就是為了名利。摩羅真實的思想未必這么憤怒，可能覺得現(xiàn)在社會愚民比較多，吆喝了多年自由主義吃力不討好，弄不到錢�，F(xiàn)在靈機一動、風向一轉(zhuǎn)，跟風刮起民族主義風，這容易炒熱，容易名利雙收。正好遇到有意炒作的書商，書商覺得這種民族主義書籍由曾經(jīng)的自由主義名人摩羅來寫，更有戲劇性和吊眼球性，更容易炒熱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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